創建社會信用評價與服務能力星級評審制度，主要是為了維持、維護民營醫院的社會公信力，懲罰“害群之馬”，這是所有醫療機構都應當創建的制度。
個別民營醫院已經在社會中存在不好影響，由于虛假廣告和騙醫行為，使整個民營醫院在社會中信用不太好，創建評審制度的出發點很好，但是在落實中還任重道遠。制度在落實過程中，關鍵是要形成評審機制的透明化，形成患者與醫療機構的雙向互動，完善雙向溝通機制、無障礙投訴機制，做到客觀公平。在行業監督方面，對于醫院這樣的醫療專業性機構，除了社會監督，最重要的還要做好行業內監督，強化行業自律和誠信意識，加強對失信機構的懲戒力度
“打死也不去民營醫院”。
在很多人看來，田凱(化名)已經開始有些偏激甚至極端。這位有著11年執業經歷的耳鼻喉科醫生在辭職大半年后，即便經濟上出現很大的問題，依舊堅持自己的選擇。
田凱如此“固執”的原因在于，他所了解的民營醫院與醫生的精神追求不符，“不少醫生都有這個想法”。
實際上，不光是不少醫生不想去民營醫院工作，很多患者也不愿去民營醫院就醫。
國家衛計委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4月底，全國醫院總數為28072個，其中民營醫院為15090個。也就是說，民營醫院數量幾乎占到中國醫院總量的一半。然而，在數量上實現趕超的民營醫院，其“號召力”卻遠遠落后于公立醫院。根據統計，今年前四個月，全國醫院總診療人次為10.3億人次，其中9億人次選擇了公立醫院。
中國民營醫院用了20多年時間，卻怎么也“搞不好”。面對這樣的現實，各方開始有所動作，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近日宣布，將創建非公立醫療機構社會信用評價與服務能力星級評審制度，以推動行業自律，規范行業信用行為。
社會信用評價與服務能力星級評審，能否解決民營醫院當前面臨的問題，或者說能否改變社會對民營醫院的“壞印象”？
“劣幣驅逐良幣”
少數民營醫院規模小、品質差，且二十多年來沒有太大改觀，這是一個客觀現實。魏則西事件，只是再一次揭開了早已存在的瘡疤。
在北京市昌平區新開設的一家號稱國際化的民營醫院內，不少醫生在入職兩年后就開始“找退路”，最大的原因便是患者太少，收入和公立醫院相比驟減。
在外行看來，民營醫療市場慘淡，是其不規范經營后的自食其果。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衛生管理與政策中心教授蔡江南，多年關注民營醫療發展，在他看來，中國民營醫療的問題，除了“先天不良”的原因，也是后天環境限制的結果，政策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實狀況。
蔡江南認為，中國民營醫院生存空間狹窄，各種不必要的限制太多，這些限制帶來的結果是，循規蹈矩的醫院無法生存，違法違規的才能營利。于是，市場上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中國醫院協會醫療法治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高樹寬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從目前狀況來看，相關部門對于醫療行業的管理很難顧及到民營醫院，很多針對醫療機構的文件都是指向公立醫院。
“全國多地都對社會辦醫******過鼓勵政策，比如對社會辦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免征營業稅；在職稱評定、科研課題招標和成果評價、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重點專科建設項目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享有同等待遇。”高樹寬說，即便這樣，到民營醫院就診的患者依舊寥寥可數，原因之一就是醫保不能報銷。民營醫院一般收費過高，與公立醫院費用標準差距很大，加之沒有醫保報銷，很少有患者會選擇民營醫院。第二，醫療技術水平不過硬，又缺乏穩定的技術過硬的醫務人員，即使國家******鼓勵政策，患者在心理接受上仍需要較長的時間。第三，一些民營醫院借鑒外國醫院，采用網上預約的形式就診，這一方面本身就會提高醫院的成本，另一方面患者也會有不適應的過程。
蔡江南也一再強調，經營混亂、唯利是圖，這些問題并不是民營醫院的資本性質造成的，如果競爭環境公平、監管制度完善，民營醫院應該更加具有發展活力。
“管理混亂的、經常出事的，都是短視、投機的民營醫院，希望長期投資這個行業的投資人，比患者更害怕這些‘害群之馬’。”接受記者采訪的民營醫院從業者坦言，的確有部分投資者的心態是“賺一筆就跑”，但隨著投資集團財力的壯大和管理者觀念的改變，更多的從業者期待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人才問題最突出
除了競爭環境、監管制度方面的問題，在北京大學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岳眼中，目前民營醫院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人才問題。
對此，高樹寬說得更加直白：“民營醫院由于就醫患者較少，一直處于維持經營的狀態，很難有資金聘請到高端人才，即使聘請到的公立醫院醫生也往往是三流人才。在一些民營醫院，甚至還有一些醫生沒有職業注冊證書、沒有經過進修培訓就直接行醫。”
人才結構不合理、人才隊伍不穩定性高——這是北京某民營醫院業務主管吳文昌最大的心病。
“我們醫院人才結構不合理主要體現在年齡結構和職稱結構上。”吳文昌對《法制日報》記者說，民營醫院年齡呈“倒置葫蘆狀”：頂層的醫務人員為公立醫院退休返聘醫生，占民營醫院醫生總數的50%以上，這部分人生活壓力小，對工作與否的選擇相對自由，在多因素影響下更容易產生離職意向，增加了人才隊伍的不穩定性；中層為30歲以上的中青年醫生，占民營醫院醫務人員比例最少，這部分人是民營醫院的全職醫生，在較重要的崗位工作，生活壓力大，普遍對薪酬和待遇不滿意，但由于公立醫院競爭激烈并考慮到自身原因和辭職的經濟風險，大部分人沒有離職意向；底層為30歲以下的青年員工，約35%左右，多承擔行政管理、護理和藥劑工作，這部分人多為高校或職業學校的新入職畢業生，對民營醫院發展和運營了解不深，自身職業規劃相對模糊，是民營醫院人才隊伍不穩定的危險因素。
吳文昌向記者坦言，目前很多民營醫院職稱結構與公立醫院相反，初級職稱醫務人員少，中、高級職稱醫務人員相對多，且中、高級職稱醫務人員多為公立醫院退休返聘人員，“我們醫院的綜合高、中、初級職稱比例為6:4:1,與最佳能級結構1:3:6相差甚遠”。
城市三甲醫院人滿為患，患者認的就是大醫院里優秀的醫生。而如今民營醫院最嚴重的短板，就是難以吸引優秀的醫生。
除了上述“印象問題”，公立醫院醫生不愿“下海”，更多是因為“下海”是一條不歸路。
“民營醫院醫生在評職稱上有‘無形的天花板’,不能跟公立醫院醫生得到同等待遇，比如一個醫生在民營醫院做10年，他同期的同學可能都評上職稱了，他卻在民營醫院原地踏步了10年。”一位業內資深人士說。
田凱告訴記者，在民營醫院，對于青年醫生至關重要的教育培訓機會微乎其微。“與公立醫院承擔醫務人員培養教育不同，民營醫院看重員工已具備的技術水平和業務能力，更傾向于錄用有一定經驗和專業技能的醫療人才，而對年輕員工的人才培養意識薄弱。”田凱說，民營醫院缺乏學術氛圍，中青年醫生工作繁重，很少有院外進修機會，“據那些同事反映，民營醫院以營利為目的，將醫生簡單視為技術操作人員，不會對提高醫生技術水平進行投資”。
除此之外，人才引進渠道不通暢，也造成民營醫院醫務人員素質參差不齊。
在北京某民營口腔醫院負責管理工作的鄒青向記者介紹說，民營醫院多采用網上招聘的方式，醫務人員與民營醫院可實現雙向選擇，“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市場調節對醫療人力資源的配置，但用人單位與應聘者雙方形成合同關系的過程不直接、不規范，導致民營醫院人才隊伍素質參差不齊”。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以北京市本地醫務人員為例，退休返聘人員對民營醫院聘請的外地醫務人員的醫療技術水平和醫德不能認同，并對民營醫院醫生素質良莠不齊表示不滿。
誰來評怎么評
在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醫療機構設置規劃指導原則(2016—2020年)》中，取消了社會辦醫的多項限制。有人形容，這是民營醫療的又一春。最近傳出的評級消息，也讓不少人認為，民營醫療將擺脫“不規范”標簽。
高樹寬向記者介紹說，公立醫院已施行了很多年的等級評審制度，有許多好的推進作用。目前，創建社會信用評價與服務能力星級評審制度對民營醫院是一種鞭策，對于民營醫院的行業監督會有促進作用。
“創建社會信用評價與服務能力星級評審制度，主要是為了維持、維護民營醫院的社會公信力，這是所有醫療機構都應當創建的制度。目前由于一些觀念問題，社會對民營醫院存有歧視，這主要是沒有創建去偽存真的機制。”在王岳看來，對于民營醫院，創建社會信用評價與服務能力星級評審制度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懲罰“害群之馬”，并且為患者提供選擇的標準，給予清楚的指引。
那么，誰來評、怎么評、評什么，這或許是社會最想知道的問題。
據高樹寬透露，目前，一些公立醫院為了評選“三級甲等”醫院，采用謊報數字、形象工程等方式獲取資質，這嚴重影響了醫療水平的提高，受到很多患者和社會的詬病，“如同對賓館酒店進行星級評定，相關部門已經在淡化這樣的評定，所以民營醫院究竟創建什么樣的評價體系是個難題”。
“創建一套合理合法的評價體系，要得到整個行業和衛生部門的認可，評價體系究竟是年年評審還是作為制度長期延續，都是后續需要考慮的問題。”高樹寬說，進行等級評審就要有正規化的評審制度，公私醫院要統一標準，創建全國統一的評審規則。一些民營醫院已經在社會中存在不好影響，由于虛假廣告和騙醫行為，使整個民營醫院在社會中信用不太好，創建評審制度的出發點很好，但是在落實中還任重道遠。
王岳向記者表示，制度在落實過程中，關鍵是要形成評審機制的透明化，形成患者與醫療機構的雙向互動，完善雙向溝通機制、無障礙投訴機制，做到客觀公平。在行業監督方面，對于醫院這樣的醫療專業性機構，除了社會監督，最重要的還要做好行業內監督，強化行業自律和誠信意識，加強對失信機構的懲戒力度。
究竟要創建一套怎樣的評價體系，才能表明不同醫院的實力？王岳的意見是，主要看用什么標準評價醫療服務質量，這就包括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技術指標評審，另一方面是服務指標評審，患者滿意度是其重要要素。從提高技術指標和服務指標兩方面出發，才能解決好醫患之間的不和諧。目前，公立醫院服務指標欠佳，而民營醫院主要是醫療技術水平尚有不足。”王岳說，對于評審制度，最好采取分專科評價的制度。例如，對婦產科、肝膽外科等分科評審。
據介紹，等級評價結果將向社會正式公布，醫療機構也將被授予有效期為3年的相應等級證書和標牌。
在評審過程中，如何保證過程以及結果的公正公開？王岳的建議是，行業內可以借鑒國外的評審制度，采用第三方評審機制，提高社會學者在評比中的參與度。評審人員可以包括本地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著名人士、有影響力的學者、各行業的專家，甚至可以包括宗教人士，“以此來保障評審的相對公正性。只要采用透明的評審制度，在評審后的公示就非常容易。在后期的管理過程中，一旦發現出現醫療服務質量下滑的現象，可以隨時取消評價認證”。
創建社會信用評價與服務能力星級評審制度，主要是為了維持、維護民營醫院的社會公信力，懲罰“害群之馬”，這是所有醫療機構都應當創建的制度。
個別民營醫院已經在社會中存在不好影響，由于虛假廣告和騙醫行為，使整個民營醫院在社會中信用不太好，創建評審制度的出發點很好，但是在落實中還任重道遠。制度在落實過程中，關鍵是要形成評審機制的透明化，形成患者與醫療機構的雙向互動，完善雙向溝通機制、無障礙投訴機制，做到客觀公平。在行業監督方面，對于醫院這樣的醫療專業性機構，除了社會監督，最重要的還要做好行業內監督，強化行業自律和誠信意識，加強對失信機構的懲戒力度
“打死也不去民營醫院”。
在很多人看來，田凱(化名)已經開始有些偏激甚至極端。這位有著11年執業經歷的耳鼻喉科醫生在辭職大半年后，即便經濟上出現很大的問題，依舊堅持自己的選擇。
田凱如此“固執”的原因在于，他所了解的民營醫院與醫生的精神追求不符，“不少醫生都有這個想法”。
實際上，不光是不少醫生不想去民營醫院工作，很多患者也不愿去民營醫院就醫。
國家衛計委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4月底，全國醫院總數為28072個，其中民營醫院為15090個。也就是說，民營醫院數量幾乎占到中國醫院總量的一半。然而，在數量上實現趕超的民營醫院，其“號召力”卻遠遠落后于公立醫院。根據統計，今年前四個月，全國醫院總診療人次為10.3億人次，其中9億人次選擇了公立醫院。
中國民營醫院用了20多年時間，卻怎么也“搞不好”。面對這樣的現實，各方開始有所動作，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近日宣布，將創建非公立醫療機構社會信用評價與服務能力星級評審制度，以推動行業自律，規范行業信用行為。
社會信用評價與服務能力星級評審，能否解決民營醫院當前面臨的問題，或者說能否改變社會對民營醫院的“壞印象”？
“劣幣驅逐良幣”
少數民營醫院規模小、品質差，且二十多年來沒有太大改觀，這是一個客觀現實。魏則西事件，只是再一次揭開了早已存在的瘡疤。
在北京市昌平區新開設的一家號稱國際化的民營醫院內，不少醫生在入職兩年后就開始“找退路”，最大的原因便是患者太少，收入和公立醫院相比驟減。
在外行看來，民營醫療市場慘淡，是其不規范經營后的自食其果。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衛生管理與政策中心教授蔡江南，多年關注民營醫療發展，在他看來，中國民營醫療的問題，除了“先天不良”的原因，也是后天環境限制的結果，政策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實狀況。
蔡江南認為，中國民營醫院生存空間狹窄，各種不必要的限制太多，這些限制帶來的結果是，循規蹈矩的醫院無法生存，違法違規的才能營利。于是，市場上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中國醫院協會醫療法治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高樹寬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從目前狀況來看，相關部門對于醫療行業的管理很難顧及到民營醫院，很多針對醫療機構的文件都是指向公立醫院。
“全國多地都對社會辦醫******過鼓勵政策，比如對社會辦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免征營業稅；在職稱評定、科研課題招標和成果評價、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重點專科建設項目等方面與公立醫療機構享有同等待遇。”高樹寬說，即便這樣，到民營醫院就診的患者依舊寥寥可數，原因之一就是醫保不能報銷。民營醫院一般收費過高，與公立醫院費用標準差距很大，加之沒有醫保報銷，很少有患者會選擇民營醫院。第二，醫療技術水平不過硬，又缺乏穩定的技術過硬的醫務人員，即使國家******鼓勵政策，患者在心理接受上仍需要較長的時間。第三，一些民營醫院借鑒外國醫院，采用網上預約的形式就診，這一方面本身就會提高醫院的成本，另一方面患者也會有不適應的過程。
蔡江南也一再強調，經營混亂、唯利是圖，這些問題并不是民營醫院的資本性質造成的，如果競爭環境公平、監管制度完善，民營醫院應該更加具有發展活力。
“管理混亂的、經常出事的，都是短視、投機的民營醫院，希望長期投資這個行業的投資人，比患者更害怕這些‘害群之馬’。”接受記者采訪的民營醫院從業者坦言，的確有部分投資者的心態是“賺一筆就跑”，但隨著投資集團財力的壯大和管理者觀念的改變，更多的從業者期待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人才問題最突出
除了競爭環境、監管制度方面的問題，在北京大學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岳眼中，目前民營醫院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人才問題。
對此，高樹寬說得更加直白：“民營醫院由于就醫患者較少，一直處于維持經營的狀態，很難有資金聘請到高端人才，即使聘請到的公立醫院醫生也往往是三流人才。在一些民營醫院，甚至還有一些醫生沒有職業注冊證書、沒有經過進修培訓就直接行醫。”
人才結構不合理、人才隊伍不穩定性高——這是北京某民營醫院業務主管吳文昌最大的心病。
“我們醫院人才結構不合理主要體現在年齡結構和職稱結構上。”吳文昌對《法制日報》記者說，民營醫院年齡呈“倒置葫蘆狀”：頂層的醫務人員為公立醫院退休返聘醫生，占民營醫院醫生總數的50%以上，這部分人生活壓力小，對工作與否的選擇相對自由，在多因素影響下更容易產生離職意向，增加了人才隊伍的不穩定性；中層為30歲以上的中青年醫生，占民營醫院醫務人員比例最少，這部分人是民營醫院的全職醫生，在較重要的崗位工作，生活壓力大，普遍對薪酬和待遇不滿意，但由于公立醫院競爭激烈并考慮到自身原因和辭職的經濟風險，大部分人沒有離職意向；底層為30歲以下的青年員工，約35%左右，多承擔行政管理、護理和藥劑工作，這部分人多為高校或職業學校的新入職畢業生，對民營醫院發展和運營了解不深，自身職業規劃相對模糊，是民營醫院人才隊伍不穩定的危險因素。
吳文昌向記者坦言，目前很多民營醫院職稱結構與公立醫院相反，初級職稱醫務人員少，中、高級職稱醫務人員相對多，且中、高級職稱醫務人員多為公立醫院退休返聘人員，“我們醫院的綜合高、中、初級職稱比例為6:4:1,與最佳能級結構1:3:6相差甚遠”。
城市三甲醫院人滿為患，患者認的就是大醫院里優秀的醫生。而如今民營醫院最嚴重的短板，就是難以吸引優秀的醫生。
除了上述“印象問題”，公立醫院醫生不愿“下海”，更多是因為“下海”是一條不歸路。
“民營醫院醫生在評職稱上有‘無形的天花板’,不能跟公立醫院醫生得到同等待遇，比如一個醫生在民營醫院做10年，他同期的同學可能都評上職稱了，他卻在民營醫院原地踏步了10年。”一位業內資深人士說。
田凱告訴記者，在民營醫院，對于青年醫生至關重要的教育培訓機會微乎其微。“與公立醫院承擔醫務人員培養教育不同，民營醫院看重員工已具備的技術水平和業務能力，更傾向于錄用有一定經驗和專業技能的醫療人才，而對年輕員工的人才培養意識薄弱。”田凱說，民營醫院缺乏學術氛圍，中青年醫生工作繁重，很少有院外進修機會，“據那些同事反映，民營醫院以營利為目的，將醫生簡單視為技術操作人員，不會對提高醫生技術水平進行投資”。
除此之外，人才引進渠道不通暢，也造成民營醫院醫務人員素質參差不齊。
在北京某民營口腔醫院負責管理工作的鄒青向記者介紹說，民營醫院多采用網上招聘的方式，醫務人員與民營醫院可實現雙向選擇，“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市場調節對醫療人力資源的配置，但用人單位與應聘者雙方形成合同關系的過程不直接、不規范，導致民營醫院人才隊伍素質參差不齊”。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以北京市本地醫務人員為例，退休返聘人員對民營醫院聘請的外地醫務人員的醫療技術水平和醫德不能認同，并對民營醫院醫生素質良莠不齊表示不滿。
誰來評怎么評
在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醫療機構設置規劃指導原則(2016—2020年)》中，取消了社會辦醫的多項限制。有人形容，這是民營醫療的又一春。最近傳出的評級消息，也讓不少人認為，民營醫療將擺脫“不規范”標簽。
高樹寬向記者介紹說，公立醫院已施行了很多年的等級評審制度，有許多好的推進作用。目前，創建社會信用評價與服務能力星級評審制度對民營醫院是一種鞭策，對于民營醫院的行業監督會有促進作用。
“創建社會信用評價與服務能力星級評審制度，主要是為了維持、維護民營醫院的社會公信力，這是所有醫療機構都應當創建的制度。目前由于一些觀念問題，社會對民營醫院存有歧視，這主要是沒有創建去偽存真的機制。”在王岳看來，對于民營醫院，創建社會信用評價與服務能力星級評審制度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懲罰“害群之馬”，并且為患者提供選擇的標準，給予清楚的指引。
那么，誰來評、怎么評、評什么，這或許是社會最想知道的問題。
據高樹寬透露，目前，一些公立醫院為了評選“三級甲等”醫院，采用謊報數字、形象工程等方式獲取資質，這嚴重影響了醫療水平的提高，受到很多患者和社會的詬病，“如同對賓館酒店進行星級評定，相關部門已經在淡化這樣的評定，所以民營醫院究竟創建什么樣的評價體系是個難題”。
“創建一套合理合法的評價體系，要得到整個行業和衛生部門的認可，評價體系究竟是年年評審還是作為制度長期延續，都是后續需要考慮的問題。”高樹寬說，進行等級評審就要有正規化的評審制度，公私醫院要統一標準，創建全國統一的評審規則。一些民營醫院已經在社會中存在不好影響，由于虛假廣告和騙醫行為，使整個民營醫院在社會中信用不太好，創建評審制度的出發點很好，但是在落實中還任重道遠。
王岳向記者表示，制度在落實過程中，關鍵是要形成評審機制的透明化，形成患者與醫療機構的雙向互動，完善雙向溝通機制、無障礙投訴機制，做到客觀公平。在行業監督方面，對于醫院這樣的醫療專業性機構，除了社會監督，最重要的還要做好行業內監督，強化行業自律和誠信意識，加強對失信機構的懲戒力度。
究竟要創建一套怎樣的評價體系，才能表明不同醫院的實力？王岳的意見是，主要看用什么標準評價醫療服務質量，這就包括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技術指標評審，另一方面是服務指標評審，患者滿意度是其重要要素。從提高技術指標和服務指標兩方面出發，才能解決好醫患之間的不和諧。目前，公立醫院服務指標欠佳，而民營醫院主要是醫療技術水平尚有不足。”王岳說，對于評審制度，最好采取分專科評價的制度。例如，對婦產科、肝膽外科等分科評審。
據介紹，等級評價結果將向社會正式公布，醫療機構也將被授予有效期為3年的相應等級證書和標牌。
在評審過程中，如何保證過程以及結果的公正公開？王岳的建議是，行業內可以借鑒國外的評審制度，采用第三方評審機制，提高社會學者在評比中的參與度。評審人員可以包括本地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著名人士、有影響力的學者、各行業的專家，甚至可以包括宗教人士，“以此來保障評審的相對公正性。只要采用透明的評審制度，在評審后的公示就非常容易。在后期的管理過程中，一旦發現出現醫療服務質量下滑的現象，可以隨時取消評價認證”。
